Misogyny：在男人身上表现为“女性蔑视”，在女人身上则表现为“自我厌恶”。厌女症就是将女性客体化、他者化，也就是歧视和蔑视
他者：the Other 以别人与自己的差异来辨别其他人。他者拥有的特性叫做他性otherness，他性区别于该社会的常规和认同，他性也是剥夺权利的条件。他者会被从社会中央疏离，从而置于社会边缘。
他者化：Othering 标签或定义他人为此等人的行动，将不符合社会常规（这些常规也理解为自我的一个版本）的人排除并置换到社会边缘。
喜欢女人的男人的厌女症
以男性为目标受众的色情作品，最后终点不是男性的快感而是女人的快感，男性的欲望借此得以免责，体现的男人性能力的达成度，实现了男人对女人的性支配。对女性性快感的幻想式描述，对男性而言只不过是便利，对女性却是一种压迫，以为无法到达那种（男性）幻想来的快感是自己的问题。哪怕对苦海中挣扎的女人表达同情，也只是身处绝对安全圈之内的人自我满足的精神资源。
厌女谱系的男作家的作品被男人（和女人）视为了解女性的途径，但也可以将其视为关于男性性幻想的文本，从中可以了解男性对女性的随心所欲的解释和幻想。男性文学中的“女性”（作为恋物癖符号的女性）是构成男人内心世界的私人空间，为了逃避现实而逃向女人，发现对方是令人不快的他者后便再次逃离。将女人“他者化”，是把女人归入自己能够控制的“他者”范畴，无论是崇拜其魅力还是侮辱轻蔑，都是一体两面。男人梦想女人，而女人则早已认清男人这个现实并觉醒，逃向自身（女性）。
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同性恋憎恶*厌女症
男人的价值由男性世界的霸权争斗决定，同性的赞赏和承认才是最高评价。霸权争斗中获胜后女人就会随后自动跟来。
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是压抑了性存在的男人之间的纽带。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性存在分为同化（成为的欲望）和欲望满足（拥有的欲望），将两种欲望成功地分别投射到异性双亲身上的人才能顺利成为异性恋。两种欲望分化失败的人就是同性恋。成为的欲望通过与对象的同化而成为性的主体，拥有的欲望是将欲望指向对象并将对象作为性的客体。
性的主体地位由插入行为确立，被插入的一方是性的客体，也就是“被女性化”，对男性而言被插入意味着性的主体地位的失落。对性的主体身份的互相认可构成男性的同性社会性欲望的纽带。如果出现同性恋欲望，成员间可能互相沦为性的客体，出现主体成员客体化和阶层混淆，所以需要被禁忌。因为两种欲望（同性社会欲望和同性恋欲望）难以区别，要否定同性恋相当于否定自身本来就有的东西，这种驱逐行为会尤其残酷。同性恋会被驱逐出男性集团，被视为男人间最大的侮辱。男人对同性恋的恐惧是因为自己可能成为性的客体，ie失去主体地位的恐惧。男性集团中对同性恋的严厉态度就是“同性恋憎恶”（恐同）。恐同是保证男人集团的同质性（每个成员都是性的主体）所不可少的，维系了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
男人主体性的确认是靠将女人客体化完成的，主体者之间的互相认可是通过一致将女人作为性的客体完成的，拥有女人是成为性主体的条件。。所以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建立在厌女的基础上，由恐同来维系。ie男人之间的团结建立在排除和歧视女性和没能成为“男人”的人（同性恋）。战时强奸和和平时期的轮奸一样，通过共同犯罪强化男人之间的连带感。
有人认为歧视需要三个人，通过将一个人他者化，而与共同行动的第三个人同化的行为。例：男人对其他男人发起他者化某个女人的话语，另一个男人表示赞同时（同化），歧视行为即完成，男性集体身份得到认同。
性的双重标准和对女性的分离支配
社会性别和人种都是历史构建的产物，性别是通过排除非男性来实现男性主体化，人种则是白人通过排除“非白人”来定义“何为白人”，人种概念是与帝国主义支配世界的意识形态。人种概念在明治时代也用来区分上层和下层阶级，比如娼妓来自下层阶级，不是因为贫困而是认为她们天生淫乱。
性的双重标准：厌女除了蔑视，还有崇拜。形成于以夫妻为中心的近代家庭制度形成时期，这也是娼妓制度作为产业形成的时期，二者互为表里。性的双重标准是指面向男性的性道德和面向女性的性道德不一样，男人好色则受到肯定，女人则要对性无知单纯才为善。双重标准将女性氛围两个集团：“圣女”（贤妻良母/生殖对象）与“荡妇”（娼妓/快乐对象）。分而治之 divide and rule是支配统治的铁定法则，让支配对象分隔对立。例：慰安妇中日本女性地位较高，朝鲜慰安妇则被无视人格，以种族划分界限；战场上的护士对于慰安妇参与照顾伤者感到不快，不被当作性对象维系了护士了尊严，这就是女人的“娼妓歧视”。娼妓歧视会导致女性不愿承认和告发自己受到的性侵犯，因为她们对自己被视为性对象感到肮脏。与此同时，士兵们留在后方的妻子则受到监视以保证其贞操。无论女性被视为哪一方，其本质都是一样。
代孕技术的诞生，使女人不但是性欲处理机，还成为了生殖机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圣女”与“娼妓”之间的隔墙降低，一个身体可能分别扮演性的双重标准。
“无人气男”的厌女症
男性角度的性弱者理论：恋爱与性的自由市场化程度加深，使得（女）性资源分布不均，出现（男）性强者和性弱者的分化。弱者存在是社会现象，女人的选择造成的，所以社会有救济的责任。
有些男性将自己“无人气”的原因归结为外貌不理想，相对于学历，职业等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的因素，这种无法改变的条件是保护自尊心的安全方法，而且因为缺乏与女性的实际交往才会认为女性是被男性外貌吸引的简单生物。
有女朋友才有资格进入男人集团，得到其他成员的认可。对男人而言女人最重要的功能是保护他的自尊心。女方越漂亮能干有能力，男方为了维系自己面子所对她进行的侮辱会越彻底，或者需要男方要比女方条件更优，才能维系关系。
儿童性侵犯者的厌女症
性欲发生于大脑里，性行为则是将性欲付诸行动。限定于个人世界范围的性行为是私人的，涉及他者的性关系具有“公开”性质。暴力色情制品属于“自由表达”范畴，用分级或过滤手段保护“不看的自由”即可，因为想象力是无法管制的，不加管制也可以起到补偿填充的功能，在想象中获得满足可能能阻止人们将想象辅助行动。
皇室的厌女症
王权神授：统治者需要来自于外部，不能和被统治者来自于同一集团，正统性需由神灵从外部赋予。
春宫画的厌女症
女人追求关系，男人追求占有。被要求分手或复合失败的男人有时会引起杀人事件，因为杀人是为了不让别人得到而占有的终极形式。女人的嫉妒指向夺走男人的其他女人，男人的嫉妒则指向背叛自己的女人，因为背叛是对男人所有权的侵犯，威胁到了建立在占有一个女人基础上的男人的自我。
体力，权利和财力可以决定一个男人在男性同性集团中的位置，拥有这些资源的男性会有人气。除此之外，男性坚信性能力能够足以支配女人，便可以扭转其他方面的弱势，这一点在色情制品中充分体现。用性能力支配，让对方自发的服从，可以降低支配成本，而且支配关系安固稳定。色情制品的常规模式便是用这种“通过快乐进行支配”。
江户时期中期开始，春宫画从人物面无表情（不反感），到双方表现愉悦，再到后来的强奸束缚等暴力野蛮场景，可以解释为文化洗炼程度的下降。春宫画的和睦设定是女性为了自己的欢愉诱惑男性，而男性无需负责，这样的设定对男人来说是一种便利。情色作品表现的不是现实，而是男人“男根之胜利”的幻想。
近代的厌女症
“母亲”是厌女症男人唯一不能侮辱的对象。很多语言中都用侮辱母亲的词汇来侮辱一个男的，多数男人认为奋起反击侮辱母亲名誉的行为是值得同情理解的。而对母亲最大的侮辱是“娼妇”“未婚母亲”，即在父权制社会中没有登记注册的女人，不受男人控制，不被任何男人拥有。而这些人的处境其实也是父权制造成的，这种侮辱是把原因转嫁到受害者身上的一贯加害手法。
近代提前并非不存在性别歧视，而是以前性别和身份的差异被视为不可改变的命运，只有“区别”而非“歧视”。在男女同校等制度改革后，男女有了可以放在一起比较的条件，此时才会出现“歧视是不应当的”的看法。“歧视”并不是以前没有，而是在近代通过比较被强化了，是近代社会的直接后果。
女人接受了“女人”范畴所背负的历史性厌女症，女性主义就是不满足于这个范畴所指定位置的人，意味着与厌女症的纠葛和抗争。
母亲与女儿的厌女症
近代之后，女人的人生选择变多了，母亲对女儿出现了代理实现自己未完成的欲望的任务。以前的女儿出嫁后会成为别人家的人，不值得投资培养，近代后的女儿要负担照顾年迈父母的任务，终生都是母亲的所有物。母亲和女儿互为分身，厌女症是作为父权制代理人的母亲教给女儿的。
父亲的女儿的厌女症
将厌女症植入母亲脑海的是父亲，母亲是父亲厌女症的代言人，女儿通过父权制代理人—母亲学到父亲的厌女症。男人选择比自己学历低的女性为妻，然后通过羞辱对方确认自我身份认同。
女儿加入父亲一方一起轻蔑母亲，就成了父权制下“父亲的女儿”，从而获得父权制的承认。对于父亲，女儿是属于自己又不能碰触的异性，“拥有与禁忌”的悖论。“洛丽塔情结”和“皮格马利翁情结”无疑是以父亲对女儿关系为原型。男人自己制造的“魅惑”，还要在事后构建为来自对方的“诱惑”。从女性角度叙述的作品，表示这种关系是“女儿”的所求所愿，男人只是无辜的受到了诱惑。男人不知不觉或者佯装不知将自己的女儿作为性爱对象，可能是父权制下有一个男人的幻想。
对性别歧视和性别压抑的逃离可能是忌讳女性、与男性同化的欲求。援交少女即是对父亲的反叛和侮辱而体现出自伤倾向的体现，通过玷污自己实现向父亲的复仇，这也是处于绝对弱势的女儿们的选择范围狭小的结果。
女校文化与厌女症
男女同校的学生更早确立异性恋性别身份认同，女校会有更多机会自由发挥才干。女生在男女同校/社会环境下选择“扮女装”（穿裙子校服），进入女校后换成运动服，女校改为男女合校后校内也穿裙子校服。“女人味儿”是一种“展演”（performative），女人通过“扮女装”/女装符号来实践自己与男生区别开的差异化。女校改为男女合校后，女生开始倾向于退居辅助位置，展现节制，客气等“女性美德”。
女校中“学业分数”和“女性分数”（漂亮有女人味）存在“分裂相生”关系。“女性分数”高的女性不被期待学业有成，因为她们有“替代资源”，而这种替代资源归根到底是被男人选择，由男人赋予的价值。学业分数高而女性分数低则可能受到同性的嘲笑，通过学业分数获取成功的道路也只是对男人开放。还有一种“被女性接受的分数”，会自嘲，有男子气，会搞笑，都能得到女性的喜爱。但是这些受女性喜欢的女性走出女校后，会因不知如何在异性恋制度下举止而遭受自我身份认同危机，因为被女人喜欢的女人很难得到男人的喜欢。
女人的世界被互相矛盾扭曲的学业分数、女性分数、以及被女性接受的分数分离隔断，所以不会也无法建立男性那样的同性社会性世界。
东电女职员的厌女症
毕业于名校并任职于东京电力公司的女职员在夜间做站街女，并在破旧简陋的公寓内被杀害。死者的双重生活一经揭露，立刻引发各种媒体的热烈报道。在经过深入调查后出版的纪实报告引发许多女性的触动和共情。
A子入职的时代是女性在职场由OL（端茶倒水复印）向职场男女平等过度的阶段，管理职位的女性需要扮演双重角色，既要取得和男性同样的业绩，又要承担女性事务员的体贴打杂，不打杂就会在女员工中显得孤立，而且女性管理职位本就是绝对少数，在办公室也是被孤立的角色。公司对待女性管理职员的态度也与对男职员有差别，难伺候，而且终究只是后勤。她家庭富裕有文化，自己也收入不菲，却过得十分节俭。夜里的工作开始后也逐渐影响到白天的妆容和服装，而且消瘦到病态的程度，这进一步加重了受到孤立的程度。
职业平等法后女性必须取得个人的成功和作为女人的成功，二者缺一不可，否则会被视为不完整。A子卖淫的时代行情价格远高于她开出的价格，有人认为她这是在给男人标价。
买娼卖娼的前提是男人不挑对象，能够抹去个体差异，只对女性符号便可发情。男人对女人性的认可为“不能刺激性欲的女人不是女人/没有存在的价值”（丑，平胸，性格不可爱）。
女人的厌女症/厌女症的女人
女人的厌女症即为自我厌恶，但也有不将其作为自我厌恶来体验的，方式就是把自己当作女人的例外，将除自己以外的其他女人“他者化”来转嫁厌女症。一种是成为特权精英/女强人，被男人当作“名誉男人”；另一种是退出女人范畴从而免于被估价，即“丑女”策略。
“女强人”式的自视例外只是重复对“一般女人”的轻蔑，男人的表面恭维是她不会被当作“同类”的事实。这种制造特权的“例外”，维护了对弱者的歧视机制。
“丑女”并非客观范畴，而是自我身份确认，当事人通过这种自我界定从男人视线中退出/被退出。
权利的色情化
近代之前，性关系不是夫妻关系的必要条件，孩子可以是养子也可以是小妾代生，妻子和其他人生的孩子也登记为丈夫的孩子，婚姻仅为决定孩子归属的亲族关系的规则。近代之后出现了夫妻关系的性化。
性被逐出公共领域后（隐私化），并非性压抑，而是特权化，成为隐私意味着不受公权力支配（对强者），得不到第三者介入和保护，必须服从（对弱者）。
萨德侯爵出场于上帝已死的中世纪，作为原罪的“性”，即是快乐又是惩罚。即是权利的色情化，也是色情的权力化。施虐和受虐的扮演者角色可以相互转换，但是当施虐/受虐的快乐与性别结合起来后，通往快乐的路径就被规定为，男人以施虐为快乐，女人以受虐为快乐（能动/被动）。
厌女症能够被超越吗
被男性社会性共同体排除在外的人则被给予“女人”之名。女人作为“非男人”的人属于另一个范畴，其特征需要与被视为男人的一切美德和名誉区分开，于是女人是“不勇敢的”，”不坚强的”，“小心的”，“无能的”，这些“女人属性”是被制造出来的，适合成为男人支配对象的属性。“不是女人”的身份认定支撑着男人们的男子气概，得到同性集团的认可。
而只要性别关系中还存在权利不对等，即使存在女性之间的纽带也不能与男人之间的纽带同日而语，处于劣势的集团很难吸引人与之维持同化。女人的嫉妒不是针对背叛的男人，而是同性的女人，因为女人还是置于围绕男人的潜在竞争关系中。
喜欢比自己弱势的女性，“保护对方”，其实是“占有”欲望的另一种说辞。男的爱慕好友和上级的爱人，是通过崇拜同一个女性，维系和加强男性共同体的纽带。
男性也有自我厌恶，“身为男人”的厌恶，和“不够男人”的厌恶。女人对“偏离标准规格”也有恐惧和厌恶，减肥，不孕不育，败犬，克服恐惧并达到规格后才知道自己陷入厌女症，并难以自拔。“规格外”的女人一边与自我厌恶作斗争，一边争取其他女人的团结，这就是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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