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个体解读一个文本，就有多少种阐释；但是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读者对文本的解读仍有一定的pattern和规律可循。处于相似位置的读者习得相似的阅读策略和阐释代码，所以会有相似的阅读习惯。本书借助“释义群体”的概念来理论化其中的规律性，但由于概念的理论不完备，无法用于阐述社会群体的复杂性，或解释他们how，when以及why成为释义群体。本书借助女权主义的解释性学说，从理论上解释史密斯顿女性阅读时所处的社会处境，并解释阅读活动在该处境中所起到的干预作用。她们对所处位置的不满最终导向了重复性的浪漫小说阅读行为。
第一章 制度基体：浪漫小说的出版
浪漫小说的流行不能简单归因于环境的意识形态改变，虽然可能是女性的需求转变造成，但更可能是书籍印刷和装订技术革新和出版销售的制度变革诱发的需求。19世纪中期书籍变成商品后，对利润的追求是生产者必须扩大商品的需求量，廉价图书销售采用的方式就是培养重复的消费习惯（再版或订阅），旨在向同一批受众反复不断出售相似的读物。另一种实践旨在为每一部作品构建一批临时受众，或者说该作品就是为了那批受众而创作的。不过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批量生产的大众文学作品仍只在图书出版市场上占据很小的份额。直到更高效的印刷机和更有效率的分销网络建立后，大众图书所占比例才开始增长。为了更好的控制市场，依赖分销系统的模式转化为类型出版，实现了规范化，浪漫小说才有了条件能在大众图书出版业中占据主导。
半计划发行能将文本销售给虽未正式确认，但要求和偏好很大程度上已被事先知悉的读者。出版商对销量可以准确预测，降低了损耗，还省却了宣传成本。再之后出版商很快发现作品太少满足不了市场对廉价书的需求。开始是推理/侦探小说的畅销度每况愈下，有人认为女性对犯罪小说不感兴趣，于是推出女性在危险境地中的情感故事。哥特小说进入鼎盛时代。原因与美国女性的汇聚concentration状态有关，她们要负责家务，经常出现在药店和食品店，出版商利用分销网络，将此类书籍投放至这两个地方即可。在1960年代女性主义兴盛之时，哥特浪漫小说销量也日益增长，鼎盛时期的知名度非常广泛。之后又出现了“甜蜜狂野的浪漫小说”，通过广告和营销创造了更多需求。
出版业公司收购增加的销量压力，以及开在商场里的连锁书店（女性顾客更多）采用的营销策略，使行业对浪漫小说的兴趣和女性购买者都在增加。计算机化运营使得不同类别的书籍销量得以被准确预测，读者影响编辑和出版商的决策。广告宣传中将女性读者描述为相夫教子和做家务形象，传统图书出版业中作者的主动和决策权如今被剥夺，为作品搜寻/创造受众群的行为变成了为已形成的读者群搜寻或创造作品；出版社和特定风格的作品紧密联系。平装书书版从规模小，小本经营且关注作者身份和阅读活动的事业，变为以消费者为导向，利用最先进的营销和宣传技术，促进简单的商品交换的行业。浪漫小说的畅销很大程度上说着走转变造成的，但为什么是浪漫小说而不是其他类型？可能因为1-图书阅读群体中女性占数过半；女性的社会习惯使得出版社可以定期接触她们；2-浪漫小说提供的愉悦体验使得很多女性希望尽量重复该体验。女性成为图书的消费主力原因是中产阶级女性既有钱购买书又有时间阅读，因为社会风俗使她们不必全职工作，她们看起来是绝大多数浪漫小说读者所共有的背景。
第二章 读者和她们的浪漫小说
通过对史密斯顿女性（少量选择过的读者）调查表示，读者想放任自己沉浸在浪漫幻想中，但又无法通过自己的想象活动满足这一需求，于是经常购买自己并不完全喜欢或认可的作品，可见购买行为并不代表认可。大型出版商是通过满足该群体所有人都有的少量共同偏好来设计产品，吸引最多数的受众，成功的达到读者的最低标准。市场上存在持续不断但未获充分满足的需求。于是史密斯顿女性发现她们需要一个甄选者介入（mediated）交易过程来选择符合要求的文本。这个mediator需要了解浪漫小说，和每个团体的需求。群体的阅读习惯与日常生活习性存在复杂联系，而生活习性又和教育、社会角色和阶级地位紧密相关。
史密斯顿读者群主要特征，已婚已育，孩子非婴幼儿。孩子大了母亲有自己的时间，照护工作导致情感枯竭。阅读频次高，习惯一口气读完，强烈渴望故事结局提供的已预期到的情感满足。阅读浪漫小说的主要功能是一种疗愈性释放以及提供代入愉悦感，读者又对这种阅读行为的价值和合宜性有着复杂的情绪。
浪漫小说最为人看重的是它们提振读者精神的能力，这种能力源于它让读者感同身受地参与到一段恋情的发展过程中。除了专业作家，这个领域还有相当大一部分作者是业余爱好者，只是想写自己爱看的作品才从事创作。浪漫小说阅读体验的目标是让想象中的存续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从而分享女主人公的最终成就——获得两情相悦的爱情。即使作品令人生厌，也会有部分读者坚持读完，但这不能说明读者希望看到女性受到虐待的情节。浪漫小说中的暴力情节或许也是一种持续存在的无能为力的产物，这种文类起到一种以艺术形式呈现当代文化习惯形成过程的作用。现实中发生的事件被呈现于文本中时，会被重新阐释为仅仅是威胁；但如果浪漫小说对此进行合理化想象，那么这种安全展现safe display作用就会受损，本来被巧妙掩盖或试图minimize冲突的作用变得不值一提，无法取信其读者，最终暴露浪漫小说作为社会结构及其正统意识形态保护者的真面目。读者通常都能分辨女性创作和男性创作的区别，男性创造者缺乏敏感，无法表达优秀浪漫小说的灵魂——“温柔”。
读者的浪漫幻想催生了完美的浪漫故事，满足了两种需求：一，读者在女主获得人生最高成就时与其感同身受；这一时刻是她获得她所处文化中最强有力且最重要的代表—一个男人—的关注和认可之时。美满的结局标志女性获得一个文化赋予其作为情人/妻子/母亲角色的合法性和个人特性。二，小说强调的男主将爱人宛如臂弯时深情注视并温柔爱抚，唤起了读者曾经也被人呵护视若珍宝的回忆。现实却令人受挫，因为男性被教导抹杀温柔呵护他人的能力。女性虽然可能试图从养儿育女中获取呵护和情感补给，但仍渴望得到一个成年人的关爱，照顾和理解。照顾他人的持续冲动和职责导致女性产生被掏空之感，因而部分女性转向浪漫小说。女主吸引到男主的注意力并成为呵护对象，读者替代性地间接满足了自己的需求。阅读浪漫小说是一种合理补偿方式，在女性有需求却无法被满足的文化中，它可能具有疗愈价值，而这种价值的短效性则是女性重复消费的原因。
第三章 阅读浪漫小说的行为：逃避和教化
一般概念说家庭是情感的庇护所，但实际上没人给女性提供情绪和情感上的支持和完复reproduction之力，不管是家庭主妇还是职场女性，没有一个角色有这样的任务。日常复原机制不对等，男性在社会上和心理上都通过女性获得复原，女性复原多是只能靠自己。史密斯顿女性缺乏情呵护，又不停给他人提供持续关注，于是她们渴望沉浸于浪漫小说中，让自己不被期待和限制压垮。
前工业社会中，女性有自己的社交网络，会提供机会给彼此提供帮扶和复原之力，使她们有机会消极地从其他女性那里获得关注、同情和鼓励。随着市郊化suburbanization和文化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之前的组织很多是教堂附属），那些社群难以维持，女性在家庭环境中愈发孤立无援。史密斯顿女性通过阅读浪漫小说找到了另一种女性社群，尽管这种社群联系并不紧密。
浪漫小说阅读经历的核心是“被动性”passivity，女主的最终目标达成只需作为理想型男主的关注焦点。读者认为浪漫小说中的事件于现实没有任何相似点，而女主的反应和感觉则有相似之处。事件的缺乏相似性确保了“逃避现实”的体验，同时与主人公的情感认同给读者重要的感情体验，浪漫小说的价值就在于它们与现实世界并无多少相似性。
史密斯顿女性认为阅读浪漫小说改变了她们的自我认知self-perception，相信才智和独立使女人更有魅力，为人妻母也不一定导致失去独立身份，而拒绝接受自我牺牲的改变导致了她们的自责和自我怀疑。自责源于阅读行为的三个层面：阅读占据了花在家务和家人身上的时间，花在买书上的金额，作品的主题（被批评为软色情）。阅读浪漫小说提供了对类似情欲期待的满足感，读者因为沉湎其中产生负疚感，因为她们所处的文化认为休闲娱乐隐含了肤浅的意义；当时的文化怯于谈论女性情欲，大众媒体却在同时用象征性手法告知大众：女性的个体价值和性吸引力紧密相关，其隐含意义为，女人只有在被男人认可时才有价值。接受了这种自我形象的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得不到认可的话，只能要么等待别人的认可，要么在别处寻求，阅读浪漫小说就是后者。她们同时也接受了认为渴望情色和浪漫文学作品不道德的文化标准。为了抵消质疑和自责，她们给出一个次级理由是“为了教化”，说书里很多关于历史和远方的信息，让对阅读活动心存疑虑的家人朋友相信这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消费。这种声明将她们与坚信教育和成功及地位紧密相关的信念联系在一起。读者知道故事是不现实的，但同时渴望故事背景是真实的，相信作者为背景时代和地理位置做了大量研究，具有事实正确factually correct。阅读浪漫小说能够拓宽视野增加认知，对读者而言意味着改变和进步，读者可以放任自己进行这种消遣活动。
浪漫小说不仅对特定的情感剥夺予以补偿，还创造了一种幻象：通过这种非正式方式获取事实性知识，取得了进步或改变。学到东西这一事实起到了安抚作用，证明她们并不符合文化刻板印象。 这些与社会交流程度受限的女性因阅读活动拓宽了社交圈。史密斯顿女性辩称自己有权放纵休闲享受时，是在用消费主义的基本观念为自己辩护；但又声称浪漫小说也是一种生产性劳动，这又是传统价值观系统（勤奋工作勤俭节约）。
第四章 理想的浪漫小说：父权制的承诺
我们需要准确描述浪漫小说的特性，来解释为什么女性独需浪漫小说来寻求替代性愉悦。本文采用普罗普式分析，使用功能项序列分析史密斯顿女性最喜爱的20部作品，探究这一文类对读者的心里重要性。
最受欢迎的作品女主出场时美貌但叛逆，排斥女性特质的的言行，明确拒绝满足男性掌控女性的渴望。女主希求意向自我intentional self具有个性并得以实现的驱动力给浪漫故事定下基调。女主们具有的另一个特征是年龄在17-20岁，有孩子般的天真和青涩，遇到男主前基本没有接触过异性。美貌但不自知，不虚荣或为了吸引异性而打扮，但不容置疑地天生具有女性特质。男主具备几乎纯粹的男性气质，掺杂一点细微的缓和特征，表示壁垒森严的外表下隐藏着多情温柔的一面。男主开始冷漠无情，最后被女主感化改变，并不是奇迹般的改变了一个人，是将原有但隐藏很深的特质挖掘显现。男主具有超凡家底、声望、社会地位，还有超越世俗的公共目的，不为私利，遇到女主前有性经验。 男主滥交但不爱那些女人，于是被读者和女主容忍并合理化。配角则代表女性在异性婚恋关系及婚姻中所担心的潜在威胁，并突出结尾的幸福完美。女配自私心机女，男配描述少，要么细腻并欣赏女主，缺乏足够男子气概没有得到女主青睐；要么又丑又坏觊觎女主身体，以便对比突出男主，引发的威胁和恐惧最终被男主消除。
采用普罗普划分基本叙事结构的方法来分析这些小说，会看到它们建立在一个共有的叙事结构之上。乔德罗的论点是，父权制家庭中典型的性别和家庭分工导致女性和男性出现非对称人格发展，促使他们继续同样的劳动分工，并且会形成典型的女性人格。她们具有可渗透性permeable相当高的自我界限，即使长大成人也持续渴望呵护和依附，不断需要由其他个体提供的平衡之力和完满之感。而男性情感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女性慈母般的照料，而这有损男子气概，男性很难向女性提供。男性意识到自己与母亲的性别差异，认为有必要压抑依赖感和融为一体的想法，体会独立于母亲的个体之感。进入俄狄浦斯时期后需要压抑俄狄浦斯式依恋以避免触发父亲的竞争愤怒，于是进一步否认自己与任何女性化的东西存在联系。男性俄狄浦斯情结消除后的人格结构特点：自主独立，否认合理性，常伴以对女性的贬低，心理世界通常稳固不变且相对简单。这是导致男女人格发展存在根本不对称的原因，也导致女性渴望和需要抚育孩子，以补偿男性无力提供的呵护。这种心理机构是在父权制文化中构建并得以实现的，理想的浪漫小说认可或确证了这一制度的必然性和可取性desirability—这一制度创造了需求，也对这一需求予以了满足。
女主丧失社会身份的情节唤起读者与母亲分离的回忆，男孩气是区别于母亲的常规方式，转向认同父亲或男性特质，经由贬低女性来为独立冲动辩护，同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拒斥。开始是女主对自己身份的追寻，最终女主成功构建的是关系中的自我。男主刚出场的刻画代表典型男性行为给女性带来的困扰，女主不喜欢但又无法避免与其接触，于是故事中的主要活动就是揭示男主动机，搞清这个男的对她有何意味。这种对男性动机的讨论的侧重完全合乎现实和心理原因。在那种拒绝女性完全进入公共领域的文化中，女性需要依附该文化中被允许外出工作的成员来避免陷入困境。男性的成长环境也使得他们拒斥与女性相关的东西来实现个体化并界定自我。女性和自己的孩子都需要经济上依赖，所以必须能够识别男性的内在。社会的拒同性质导致女性无法与类似母亲者建立密切关系并由此实现直接回归，于是必须压抑这种需求，通过与男人建立关系来进行满足，或从其他活动中寻求慰藉。理想的浪漫小说开始承认很难从男性那里获得宠爱，印证了读者的际遇，同时又安抚读者称这种满足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对体贴温柔又全能的呵护者的渴望的潜意识是希望回归婴儿状态体验母亲的爱。催生浪漫小说的幻想根植于俄狄浦斯式欲望，同时也源于持续存在且作为女性内在客体结构重要组成部分的前俄狄浦斯期望（期望重新赢得母亲的爱以及它所包含的一切东西——情欲欢愉，共生的完整，身份的确证）。
小说对男主从冷漠到体贴的转变没有解释，对女主的依赖和男子气概间的矛盾也不必解释。浪漫小说告诉读者需要解读男性，即使面对反证也要相信所爱的男人也爱自己，最终会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浪漫小说展示父权制的本质，以及不按照这个文化框定的女性形象塑造自己的后果，和遵守规则的好处。浪漫小说同时又提供了女性情感的符号化肖像，证明读者渴望温柔呵护的合理性，合理化读者的异性恋选择和嫁为人妇的决定，提供解读自身婚恋关系的策略和技巧。浪漫小说宣称冷漠无情也可以是出于爱意和忠贞，读者借此理解自己的遭遇，并且不再奢求这些行为可以改变。浪漫小说不只是先在情感的类比表征，还是其产生和持续的积极动因。浪漫小说体现的是女性如下愿望：通过与“他者”建立关系而获得的独立自主和差异感，以及通过一个与自我难以分辨的个体的结合来实现界限的消解和个体意识的消失。在小说中的表达，前者通常由极具男子气概的男主体现，或者通过男主“女性化”的呵护和关注来体现，其实满足的是寻找失去的母亲的欲望，强壮体贴的男主只是一个隐秘的表达手法。
第五章 失败的浪漫小说：太过贴近父权制的问题
浪漫小说先引出读者对父权制社会对不满（故事开始时男主冷漠粗暴轻蔑对待女主），为读者提供可表达禁忌情绪的机会，在想象中承认平日被压抑的恐惧，然后再偏转矛头，这个环节的存在可能是因为作者和读者都需要寻找可应对男性中情感上独立克制的策略。优秀的浪漫小说或许起到了文化上的释放阀作用，对比差评作品就可以明白，浪漫小说的成功之处之一在于能够令人信服的处理好女性的恐惧和担忧。失败的作品即使也有圆满的结局，却大肆夸大男主的独立、沉默、残忍和暴力，加剧读者的担忧，圆满结局难以令读者信服；或者过于接近现实，无法起到逃避作用。于是可以用失败的作品来凸显理想作品用来处理女性隐秘恐惧的手段。
研究理想浪漫小说的方式，即分解基本叙述结构，在差评作品中无法应用，因为主要人物难以识别。史密斯顿女性认为的理想作品的首要前提是故事要围绕一男一女，着重于浪漫幻想，而失败作品着重描写妨碍主角关系发展的障碍，阻碍甚至大到破坏了文类的基本结构。由于评价服务的缺乏，读者只能根据封面、宣传和对作者的了解来选购，作品能够出版不代表读者会读到，购买行为也不代表读者会喜欢内容。
浪漫小说是在探索为现代社会所认可的典型男性行为所拥有的意义和会引发的后果，它们认为男子气概只要阐释得当就是有益的，是女性所希求的关键。小说中之所以存在极端暴力和其他厌女行为，可能是作者无法想象没有这些行为存在是什么样，于是想通过写作幻想这些行为也能使女性获得幸福。对于无需面对极端行为的读者，这种故事带来关于遭遗弃和强奸的恐惧想象，幸福结局不但不会化解这种恐惧，还会令人厌恶地合理化这种极端行为。理想浪漫小说会试图克服这一恐惧，证明男性权利和侵略性是良性的。
另一种占主要位置的恐惧是女性性欲的觉醒及其对男性的影响。理想浪漫小说将这一欲望表达限定在永久且恩爱的关系中，性与爱密切联系。失败浪漫小说则用男主的暴力羞辱惩罚女主与诸多男性的性欲解放。这种暴力描写可能是作者对男性权利的存在表达绝望，同时也为自己竟然想让女性获得平等的性权利而感到内疚。
史密斯顿女性对这种作品的厌恶可能表示她们并不渴求女性性行为的巨大改变，只渴求合乎规范的关系，不想挑战男性主动发起关系的权利，也不寻求改变父权制婚姻的基本结构。史密斯顿的浪漫小说评价系统由渴望获得自我价值之感和他人的悉心照顾催生出来。通常在评价体系中被认为很重要的浪漫恋情，其重要性在于它满足了女主和与其产生认同感的读者的需求。理想阅读体验中，真正关键的可能是女主的成功，以及由此在她和读者中催生出的价值、权利和满足感。区分浪漫小说的优劣的关键决定因素是读者与女主产生认同感时所产生的情感，如果是愤怒、担忧和恐惧，那就是失败之作；如果是兴奋、满意、自信或权利等情感，那故事内容和排列方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看完书时，读者需要有信心确定婚姻对女性有益，也自信有能力应对生活中的问题，重新投入日常生活履行职责。
第六章 语言和叙述话语narrative discourse：女性身份的意识形态
史密斯顿女性对浪漫小说的现实性持有自相矛盾的说法（逃避现实的幻想，但又从中了解地理和历史，承认其与现实世界的一致性），证明她们模棱两可的态度。浪漫小说引发了认同过程，读者可能在多种层面做出反应。读者会将文本的语言作为自己的语言，文本对阅读的人施加了影响，因为文学符号是在再现语言。
通俗文学批评家认为通俗小说不是现实主义作品，而浪漫小说的作者和读者都不同意这一看法，她们认为浪漫小说中的世界和现实女性所居住的世界一样。她们认为故事本身不现实，但物质世界是准确描述的。浪漫小说的语言特征是用简单的句法规则，保证即使没有经验的读者也能理解每个符号，同时使用大量被动句式达到“文学”效果。这种语言特征既昭示“逃避”，又向读者指出这个想象世界和她随处的世界一样，这里发生的事件在读者的世界中也会发生。浪漫小说既是虚构的，又具有现实主义性，这种模棱两可也许表示作者和读者都认为完美结合的结局在现实中也有可能实现。读者在汲取关于现实物质世界知识的同时，也在积极获取两性关系资讯并将其推倒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
其中最关键的语言手段是对女性服装的细致描述。作者下意识使用了文化惯例和固定观念（认为女性天然对服饰感兴趣），同时也通过简单重复将这种惯例合法化，并为读者本身就可能存在的兴趣和痴迷提供了辩护理由。小说对家居和建筑的描写也一样注重描述细节，也是对“想象世界和现实世界一样真实”的宣称。这种技巧叫无目的瞥视aimless glance，引发读者的认同感，文学召唤literary evocation。
浪漫小说的典型特征是冗余和文本间的重复，虽然俗套和公式化，却能反复确证读者的期望，初次接触后就可以不费力地触发情感反应，无需浪费精力解读阐述手段或故事推演，肯定了读者的结论是准确的。
以上所有语言手段都抑制了读者在创造文本意义上的积极作用，读者只需用无意识掌握的文化惯例轻松快速解读，成为被动接受者。史密斯顿读者熟知的浪漫小说类似口口相传的神话，读者和作者之间有着共同语言和惯例，类似可以直接沟通。重复阅读的行为类似仪式性重复，像神话一样发挥着重申基本文化信念和集体愿望的功能。浪漫小说同时又和小说一样让读者感到未知和兴奋，既能提供一定的安全感。
已经是公式化的浪漫小说，却仍有很多读者需要确定结局的性质才会安心。这种既假装书的结果未知，又希望事先确定结局令人安心，需要转向文本来推断特定文本特征对读者的影响，尤其是人物刻画和典型叙述结构。小说中的角色是“独特”的个体应对一个偶然且罕见的处境并因此而各不相同。现实中不存在小说中那样的人物，但角色塑造又很真实，令人信服故事大团圆结局的真实性。可能因为这种信赖和相信女主的命运，所以史密斯顿女性从开始就想确定故事如何结尾。这种可信度主要来源于通俗浪漫小说的典型小说式时间表现方式：叙述结构1:开篇表明本故事具有的时间特殊性，告知读者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时间以同样方式流转。叙述结构2:设置变化无常的初始情境，为未来的解决方案提供多种可能。征兆出现和猜测被证实之间的间隔最小化，让读者保持一种双重意识：一方面有一无所知的感觉，强调书中是新情境的新角色；预测被不断证实是在暗示这也只是早已被熟知的故事的另一个版本。这种自相矛盾的话语一方面指示人类生活的偶发性，一方面又强调天定特质。读者无意间延续了这种常见意识形态争论：女性都是自由的独特的个体，但最终都是同样的结局，女性身份不可避免地与恋人、妻子和母亲的社会角色联系在一起，用表面的千差万别掩盖了深层次的千篇一律。浪漫小说虽然比父权社会好一些，但仍然否认女性有拒斥纯粹关系命运的可能性，并驳回了她们拥有独立、自足的权利。小说暗示最终的结果是运气和个人选择，而非受制于社会和政治制度需求的功能性必然趋势。
结语
阅读浪漫小说的行为具有对抗性，因为可以暂时拒斥自我牺牲的社会角色 。其叙述结构中包含了对于父权制及其构成成分的简要描述和建议。利蒙的观点是：通过反评价counter-valuates过程，一个从属群体原先的社会经济限制和贬值首先会通过民俗表现形式得以化解，随后成为对这个群体有价值的东西。如果这个过程成功，这种表现形式会通过补充物来实现抗争。阅读浪漫小说显然兼具补充和反评价的作用，在传统方式外多了一条可获得情感满足的途径。
虽然在想象中对父权文化进行了讨论和反评价，但女性的社会处境毫无改变，还可能让人不再希求和渴望真实的改变，因为在幻想世界中可以得到满足。虽然阅读行为有助于建立女性社群，但她们没有探讨过最初让她们需要浪漫小说的那种不满。她们的团结一致只存在象征层面，并且是以调解形式出现于家庭私人空间，并被归于文化意义上并不重要的消遣活动范围。浪漫小说的设想虽然具有乌托邦之力，但并未挑战特定社会关系体系。这一体系催生了浪漫小说并是其试图美化的对象，它的叙述结构促使读者构建隐蔽的反信息，这些反信息削弱或否定了那些在浅显层面预示的改变。浪漫小说合理化女性的社会定位，罔顾正是这种定位引发的不满才导致了阅读的渴望。但也没有证据支持浪漫小说在维持意识形态的现状方面起积极作用，令女性顺从于父权社会并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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